摘要

经过研读梁启超对《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初步译本,认为梁启超有意识地突出目的与文化模式,突出了诗歌译本的工具性,并调和译文目标和译者策略之间的矛盾,成功刻画了热爱自然的伟大形象。他对拜伦时代的想象建构与对希腊文化的悼念,经过后人译者的完善与充实,转变为自己民族的文学资源,最后经由集体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学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