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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中期后，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争夺日趋激烈及世界性医学专业化革命背景下，医疗传教士将西方医学引入叙利亚地区。医疗传教士与当地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客观上助力本土医疗救治、医学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奥斯曼帝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精英及乌里玛宗教阶层对医疗传教士态度是抵制与有限迎合并存；新晋社会精英、宗教少数派及族群持欢迎态度；本土民众在与医疗传教士的交往中则由抗拒转为接纳，呈现出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与融汇。但是，医疗传教的本质是“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的具体实践，兼具文化侵略和宗教渗透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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