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40年代，书写日常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一种文学症候，处于这一序列的巴金同时也经历着自己创作中的转型，从前期的“英雄壮举”转入相对平淡的“小人小事”。写于此时的《寒夜》自诞生不久便被指认为巴金既有创作中的巅峰，但作为缺乏现实原型的家庭题材创作，《寒夜》在母题与现实的罅隙之间流露出某种政治焦虑和道德判断的悬置。在此前提下，疾病作为叙事动力显示了巴金在写作计划与文学的隐喻修辞之间保持的平衡。日常书写、母题重述和疾病叙事建构起《寒夜》在40年代文学以及巴金个人创作生涯中的艺术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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