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证据成为政策共识构建的重要依据,共识构建依据可循的证据而做出,进而出现了循证共识的概念。循证共识所循的证据主要包括数字化与符号化的事实材料以及可重复可追溯的论证资料,循证方式体现为科学范式内的论证与推理,随着共识构建越来越倚重证据与循证流程来获得技术合理性,循证共识出现了对证据的依赖。但是,证据依赖却使得循证共识陷入多阶段困境中,原因在于:证据创制时存在技术局限;证据选择时存在态度偏见;证据阐释时出现共情误差;证据应用时出现适配偏差。这要求从证据依赖转向证据治理。证据治理重视证据,但同时也对证据本身加以考察,并在共识构建全过程中思考证据应用的合理性,证据治理是一个多维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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