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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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