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谢灵运到永明新诗之间的诗运“转关”,其根源在于“声色”与“性情”间内在关系的变化。在“声色”凸显的总体要求下,诗歌在“辞”与“声”之间的选择呈现矛盾,而谢灵运诗与永明新诗对这一矛盾作了不同处理。谢诗受“情”的支配选择词语,其性情与山水声色之间的宕变关系表现为用词的曲折、繁累;至永明时期沈约、王融、谢朓等人,物象声色得以凸显,使声律的实践变得更为容易,但“物观”尚不能完全符合声律,从而制约了声律;至宫体诗人,女性、物、情三者系于女性一身的紧密相关性,为句式情态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声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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