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写作语境和著者有意识的自我掩饰,让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动机由是变得扑朔迷离,学界于此一话题的学术探讨相应也便莫衷一是。既有研究可从非学术和学术两面去梳理,前者以迎合说、寄托说和反思说为其代表,后者则可概括于别立新说、不满同道说和一贯翻案说三论。不管是哪一路研究,若欲显见学术的风度,都须得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将问题本身的思考还置于写作所从出的具体历史语境,且与杜甫研究及整个的新学术史传统连接起来作通盘的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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