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日本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在史体选择上深受中国影响。《书纪》后半部分的“薨卒记事”以及开头的《神代纪》中出现的“一书”等特殊体例，均是源自于如“编年附传”、裴松之注《三国志》等魏晋六朝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要素。这一时期，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伴随着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向外流传，并推动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进行史书编撰。《书纪》的编纂年代正处在“经史分离”大转折的中间期，其史体的变迁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史学体裁发展变化在日本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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