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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初年,《中华妇女界》与《妇女杂志》先后刊出两篇《女小说家》,主要译者为包天笑与周瘦鹃,皆为通俗小说界的代表人物。他们以不同的翻译策略塑造了两个形象相异的西方女小说家形象,内里蕴含了对女性写作小说的赞同或否定态度。将两篇小说还原到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可以复原当时小说场域中的嘈杂声音及其相应支点。两篇小说表面看似对立,但却存在着深层的文本的"复义"与参与的"互文",呈现出两位译者对古今中西文化资源的权衡博弈与参差挪用。借此,可以使"鸳鸯蝴蝶派"的翻译小说从单一的文学评价的层面解放,揭示其在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上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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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