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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在诗歌和散文中对扬雄的态度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他在诗歌之中屡引与扬雄相关的典事，悯惜其遭际,赞扬其学问,认同其“孔颜乐处”式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在散文中对扬雄“投阁”事加以否定，还认为其识见浅薄，著作“以艰深文浅易”，甚至将其视为欺世盗名之徒。宋代对于扬雄的评价急转直下，苏轼对扬雄的批评产生在宋代忠节观念得以强化的背景之中，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扬雄在北宋以前备受推崇，与其相关的典事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被不断地接受和传播，凝固成为语码，形成了稳固的象征系统，这些典事被苏轼用入诗歌当中。这是苏轼诗文对扬雄的评价之所以表现出歧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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