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0年代发生于上海的"施鲁之争"是由施蛰存给青年列举的书目中有《文选》而引发的。施蛰存列举《文选》书目是从《文选》的历史地位、个人的创作实践、文学传承理念及当时青年人的写作缺陷方面考虑的。鲁迅及其同仁的激烈批驳是基于新文化运动推翻"选学妖孽"代表的旧文化仍不彻底层面进行的。《文选》这部文学总集并没有因为"施鲁之争"中鲁迅阵营的强大及激烈批判而销声匿迹,反而促成了其普及传播。《文选》图书出版、报纸《文选》广告、学校《文选》课程开设、学者《文选》研究、名家推荐《文选》书目都异乎寻常得多。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的规律,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截断旧文化,新旧文化的转型历经了一个较长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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