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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国内学界往往过分看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美国经验",而忽略了同一研究领域内的他国经验教训。应当看到,苏联、日本与欧盟,都各自提出过针对美国的信息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赶超计划。就苏联而言,指苏联几十年间对美国计算机技术的跟踪与所谓的"控制论"研究;就日本而言,是指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就欧盟而言,是指所谓的"蓝脑计划"。虽然这三次努力的发起者各自的政治、经济背景都彼此不同,但这三次努力也都有明显的共性:第一,这些努力都不算成功;第二,这些努力均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政府干预的明显痕迹;第三,指导这些努力的决策方式都是建立在此种或彼种错误的哲学预设之上的。就苏联而言,其教训是忽略了人工智能产品的"人类用户导向"的价值取向,并夸张了"控制论"的解释力;就日本而言,其教训是没有对符号主义进路的人工智能的两个哲学预设——"偶然性排除原则"与"知识完备性原则"——进行反思;就欧盟而言,其教训则是没有意识到"蓝脑计划"所预设的两个哲学前提——生物学还原主义与功能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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