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中国2006Q2—2019Q3共54个季度四部门信用规模数据,从四部门信用规模变动相互影响的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信用规模变动冲击部门间传导机制的三个理论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四部门间信用规模变动冲击包括直接传导机制和多部门相互依赖共同起作用的间接传导机制,其传导路径与传递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政府部门信用规模变动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受其他部门信用规模变动影响的综合效应最强,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次之,金融部门相对较弱。因此,要厘清四部门信用规模变动的部门间传导机制与结构关联特征,并纳入统一的监管框架,从而建立过程性识别及防范机制;同时也要关注信用风险识别及防范的前瞻性和信用规模变动的结构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