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孙惠芬曾说:"1986年,这一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它的重要在于,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1]作为被东北大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萧红与孙惠芬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语境中,但在她们身上都蕴含着浓厚的东北地域文化因子。孙惠芬继承和发扬了萧红的地域文化品格,"和而不同"地彰显出了黑土文化的流风遗韵。在创作意识上,孙惠芬具有"萧红式"的乡土情结,多用拟人或物化的修辞手法描绘人生的社会百态,且更多融入了一种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反思式包容;在创作个性上,孙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