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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关注韦伯与史华慈对中国古代思想解读的关键差异，以及两人在强调中西文明伦理自觉性上的相通性。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在方法论和基本概念的使用上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史华慈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的思想遗产进行了积极对话。韦伯的“文明比较”与史华慈承自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代表着看待中国古代文明的两种立场。本文从“‘天-命’与超越性秩序”“‘礼-仁’与人格秩序”“‘学’与社会和政治秩序”三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异同。史氏肯定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超越性以及实然秩序和应然秩序之间的分歧，同时也追随韦伯，认为文明现代性的基础需要从自身的伦理资源中去发现。这意味着中国儒家思想同样包含着韦伯所认为的独属于西方宗教的伦理自觉性，以及此种伦理与世俗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