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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41年至1842年的恩格斯之所以钟情黑格尔而批评晚期谢林、钟情否定哲学而批评肯定哲学，是因为此时的恩格斯以哲学理性与宗教启示二分框架看待启蒙，其“理性”的着眼点是切断同上帝的关联，还不是与经验、感性、利益、激情的关联。进一步上升到政治启蒙角度，晚期谢林启蒙立场的暧昧不清，进一步强化了恩格斯的批判立场。早就认识谢林的费尔巴哈对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先予以哲学批判而后转向政治批判，这也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转向批评黑格尔逻辑在先、思辨抽象的传统哲学，力主以感性、经验、实在推进“实证科学”。施蒂纳以实存取代普遍本质的极端方案出台后，如何合理看待本质与实存、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就构成恩格斯和马克思终生思考并不断推进的关键问题。恩格斯对晚期谢林的批评是不断提升、深化和完善的，并未停留于其1841年至1842年的思想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