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抗战结束后，大量伤兵滞留城市，寻衅滋事，成为国民党政权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战后天津地区伤兵滋事行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对城市消费娱乐业场所营业秩序的滋扰，二是争抢在城市防卫建设工程中的物资。针对该问题，国民党地方军、政机构采取联动治理的方式，试图约束伤兵的日常行为。然而，军事机构缺乏惩处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又不具备管理伤兵的基本权限，使伤兵滋事的情况不仅未能减少，反而呈现暴力升级之势，军、政双方的联动治理无形流产。内战爆发后，军事当局要求地方政府接纳新增伤兵，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及在公共资源调配方面的难度。地方政府无法为伤兵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能靠仪式性的慰劳活动与微薄的福利安抚伤兵，表明国民党地方军、政机构既缺乏来自中央权威的协调与介入，亦不具备官僚组织体系联动配合所必需的制度规范与职权边界，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在因应伤兵滋事问题上的彻底失败。
-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