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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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