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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