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中期“铺户应差”机制变革后,官府对于工商业者控制方式相应转变,是推动重庆同业组织兴起的重要原因。乾嘉时期,多由分散的铺户根据官府需求供办物料与亲身应役。嘉庆以后,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力量的壮大,官府得以通过雇用、采买等方式获取所需资源。另一方面,“苦乐不均”、差役勒索等弊端逐渐显现,旧有体制愈发难以维系。而白银的大量涌入,以及“帮贴”助役的广泛推行,则为差务的定额化与制度化创造了条件。由此,工商业者开始联合起来,以公产均摊差务,从而实现“均平”。这样,官府不再直接与铺户联系,同业组织大量涌现,成为承应官府差务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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