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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熙前期,致力于平息来自清廷内部的反叛势力,以稳定政局,故对西南"土司区"和"生界区"实施很少触动的施政方略。其后随着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坐大,西北防务吃紧。尤其是经"昭莫多之战"准噶尔部势力受挫后,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却乘势而起,蚕食了康区东部已归附清廷的土司领地,由此引发了"西炉之战"。"西炉之战"前后,清廷鉴于经历战后的四川残破,于是以相对富足的比邻的湖广为根除漠西蒙古威胁的后勤补给基地。然而长江和沅水两大驿路为湖广入川滇通道,夹在两条驿路之间湘西地区的社会安定,也就成为巩固边防之急务。为确保两大驿路畅通,"西炉之战"前后清廷改变此前的施政常态,不仅加强了湘西地区军政布防,而且武力开辟"湘西苗疆",撤废苗疆土司,废除永保土司"担承制度",在西南苗疆"生界"率先设置了"二厅"。朝廷上述政策调整是服务于整个西南战略决策的必要举措,为最终击败漠西蒙古奠定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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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吉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