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人类学家从不同视角对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诸多研究理论,甚至派别。从环境决定论到环境可能论,再到文化生态学,进而衍生新功能主义和民族植物学。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认为特定文化因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而表现出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从而构建了文化生态学。这对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确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我们在接受、消化与吸收西方学术资源时,需要摆脱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更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维习惯,真正从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为有机整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分析问题,让生态人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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