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朝在长城要塞设置关隘,以阻隔蒙元残余势力南下。永乐迁都北京后,居庸关因邻近京师,其关外稳定直接关系朝廷安危。永乐时,将《大明律》中笼统的“民发别郡为民”改为发北京及“口外为民”,以充实口外力量。随着明朝和蒙元在“口外”实力此消彼长,“口外”地理范围逐渐萎缩,宣德以后基本确立在内外长城之间。为了确保“口外”社会稳定,正统年间在施行“口外充军”的同时,还将“口外为民”正式列入刑名。之后“口外为民”与充军一直持续并存,动态地展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