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儒學案》自問世以來,前輩學人就曾批評徐世昌因“政治黨派之故”、“遺老情調”而不爲康有爲立案。然而,由於直接史料的闕如,多是依據定本進行批評,而無法深入到具體的編纂過程中進行考量。國圖、上圖所藏夏孫桐書札是討論康有爲入案問題的重要文獻,通過對這兩通書札的考釋,結合相關文獻的記載,梳理其編纂過程,考察徐世昌及其編纂羣體對立案人物的選録原則及其對“學案體”史籍内涵的理解和定位,可以較爲清晰地反映《清儒學案》不爲康有爲立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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