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文人更应担负起责任。陶行知在很多爱国人士支持帮助下推行“国难教育”,同时极力反对“不抵抗论”。他提出“救国第一是抵抗,抵抗必须大家干”,不遗余力地为国家振兴奔走呼号,尽显文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