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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等政令颁布后，在实际上形成了统一的修志体例，但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的体例、类目并不与官方修志政令完全相同。在抗战大后方社会的方志编纂中，广西方志独具特色。通过分析广西文化志的类目与文本，可发现记述的内容将教育放在首位，并记录地方文化之盛衰，在抗战时期保障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巩固广西地方建设。将文化志作为方志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论述广西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展现出地方社会的人文情况，同时也成为建构地方社会的知识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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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