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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吴宓晚年生活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他教学活动时断时续，学术工作也几乎休停。他除了对社会运动的不适应和人格操守的坚守外，对日常生活的习惯，对生活环境的熟悉以及机遇的不巧合，无不透露出内心里的文化执念。吴宓偏居西南，身负盛名，名望天下，颇有传统文人的典型性。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常订计划而多不执行，仅仅记录在日记里。吴宓愿意交往的朋友大都是有独立人格的旧派人物，同时又向往自然之美和诗意之美。晚年的吴宓没有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对“此在”的超越和反抗，更多的是对“在此”的顺从和隐忍，以求得情绪的宣泄和精神文化的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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