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于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以1912年前《泰晤士报》中关于中国儒教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透过该报关于中国儒教的报道及其塑造的相关形象,发现该报对儒教的认识经历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参照,再到言说自我的工具的过程。另外,还将分析变化的原因和理由。以期发现国家间宗教文化交流存在的误读和曲解,进而为日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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