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民族志的兴起，是在媒介转向、新冠疫情等影响下的方法论调试。在“研究者—生产者—媒介—受众—文化传统”这一行动者网络中，虚拟民族志的操作论纲及其伦理关系可归结为：文化传统的“隐性在场”“本真性”在受众与生产者、受众与研究者间形成了田野伦理的博弈张力；“相对真实”与适宜的“情感浓度”是虚拟民族志的使用效度；虚拟民族志与线下田野作业并非是替代与被替代、主流与边缘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对神话主义研究民间传统的创编现场、受众对碎片化民间传统的立场与内化程度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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