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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央的政策试验强激励和地域特定的尺度政治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机制尚不明确。2015年，江苏常州武进区承担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任务。中央的政策目标沿行政梯度“自上而下”层层传递，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解读及实施“空间”,自利的、发展导向的武进政府可以“选择性”地执行。另一方面，武进与常州的市县竞争和其不完全的政府权力阻碍了政策创新。武进通过“跨越尺度”,“自下而上”地反馈诉求，积极与乡镇、村集体等建立联盟，实现尺度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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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