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可细分为“发愤”精神和“著书”精神两个向度。“发愤”精神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诗学传统的发扬,“著书”精神是对《左传》“三不朽”文化思想的承继。二者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诗,后者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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