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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在1974年的圣保罗讲座中,他从社会医疗出发赋予了生命政治以一个经验性的定义,即一种经由社会医疗活动展开的权力技术,从而确立了"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生命政治的主客二元结构。随后,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他将生命政治概念更一般地表述为"从总体上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这一表述并未突破最初的主客二元结构。而随着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引入治理术概念并对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展开讨论,生命政治从治理人口的权力技术走向了治理术的安全配置,后者遵循的是赋予主体以自由、而非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治理的根本原则。这表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不再拘囿于"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结构,而是转入了讨论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这引导福柯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最终,当生命不再是生命、政治不再是政治时,生命政治就真正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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