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君臣渴望制禮作樂，卻“久曠大儀”,可謂其隱痛。今文經學家對制作禮樂的嚴苛態度，應是其不能有效制禮的重要原因。在王莽“制禮作樂”舉措的刺激下，東漢一朝興禮樂之事一再被提上議程，與政治結合密切的“慶氏制禮派”,也十分希望盡快制作禮樂。但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博士把持朝堂經學，禮樂制作所要求的權威性與系統性一直無法解決；另一方面，經學内部異説紛呈，既有今文經學内部的經義歧見，又有古文經學的讓責辯難，諸家各執一詞，“通義”往往難以達成，亦阻礙制禮作樂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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