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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讨论民主政治的修辞时，韦伯和阿伦特都对照西方古代政治思想来论证各自对现代问题的诊断。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面对修辞的典型立场，也就西方的民主困境给出了基于各自时代语境的答案。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政治修辞与现代社会整体危机之间的关系，即民主官僚制下的政治冷漠和大众参与缺失。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两个具体的解决之道，即卡里斯玛领袖的引导以及代表型议会制。但韦伯将修辞作为一种手段的处理未能将其与合法性建立联系。阿伦特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遮蔽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作为一种言说和行动的存在。她补充了修辞的另一面，即共识的形成。阿伦特更看重修辞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组织形式，看重言说对具体主体的揭示及其与合法性权力之间的关系。韦伯和阿伦特面对修辞的立场有各自的时代语境与局限，但对这一主题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