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在《当代诗:走向伦理》一文中,身为诗人兼学者的胡桑曾经自述道:“我一度把诗歌写作视为赋形,是让万物和人世凝聚成可见而清澈的形式。这里面有一个悖论,现代诗歌显然对古典形式有着不信任,于是开始抵制古典形式背后的精神和伦理,因此获得了贫乏的自由。”((1))虽然这篇创作谈只是一则简短而精炼的随笔,但对诗人来说却意味着某种宣言式的诗学转向。结合全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胡桑自视其以往秉持的“赋形”诗学观,似乎并未很好地解决介于现代诗歌与古典形式之间的悖论,为此他试图超出先前给自己作为诗人设定的“赋形者”角色,并借由当代诗正在经历的“伦理转向”以使自己的写作向当代生活的复杂境遇发生偏转。当然,这既是一位诗人在写作与价值上的观念转变,也是一名学者沉沦于日常生活所寻求的诗学出路,而海德格尔意义上所谓“存在之家”((2))的语言,则恰恰为胡桑本人提供了“亲在”(Dasein,熊伟版旧译,另多译为“此在”)超越非本真存在状态的一种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