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作为贯穿“两个年代”的重要作家之一,汪曾祺向来被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内在关系的典型样本。也因此,学界围绕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汪曾祺”展开过诸多相关讨论,比如汪曾祺与传统文章学之间的关系,他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现实主义的选择,他如何借重人民文艺的形式写作,等等。而上述研究均有涉及却未及展开的是,汪曾祺在50年代思考的“通俗”问题。事实上,随着现代到当代的文学主潮嬗变,“如何通俗”是汪曾祺消化现代主义、吸收现实主义,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文艺美学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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