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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有意识地将戏曲纳入礼乐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回应和维持着明初朝廷"制乐以节乐"的主流话语导向,但朱权并没有因此而沦为政治附庸,他以史家的批评立场,对戏曲本质属性作了专门探索,特别是音律论与北曲谱、戏曲风格论、杂剧题材论等内容。这与其中保存的史料一起,共同体现了朱权戏曲批评的自我意识,皇室成员、藩王意识下的安乐平和、旷达和通脱心态,表现在戏曲批评上,便是推崇"礼乐之和",欣赏"中和之美"。《太和正音谱》对三家之唱、杂剧十二科、十五体与二百零三格势等曲品式批评,也带有鲜明个性印记,微妙反映了朱权在洪武朝和永乐朝的不同境遇、心态和处世方式,以及永乐朝戏曲禁限政策的松动。这亦可视为《太和正音谱》初成于洪武朝,改定于永乐六年(1408)以后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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