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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在法解释学上属于“空白条款”,其并非单纯的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标签”,与倡导性规范也迥然不同。在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内涵时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加以控制，以避免法官“向一般条款逃逸”。在技术立场上，《民法典》承继了传统大陆法系潘德克顿的“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体现出对“体制中立”的民法传统的承继；在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被规定于《民法典》之中，并将其转化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及规范配置，实现了《民法典》对“体制中立”民法传统的超越和融合。因此，“体制中立”的民法传统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平共处”,《民法典》编纂的科学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能实现“有机统一”。《民法典》因此就可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言书”“播种机”和“宣传队”的独特价值，真正达到使广大人民群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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