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对西藏考古出土的粟类作物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综合分析了粒形、杂草生态、文献记载、生态条件等因素,认为西藏东部和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出土的粟类作物遗存存在本地种植的可能性;阿里地区出土粟类作物遗存的性质尚且存疑。基于这种粟类作物遗存性质的判断,对西藏粟作农业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西藏粟类作物最早出现于东部地区,以卡若遗址为代表,4800cal.BP—3600cal.BP为单一的粟作农业时期,3600cal.BP以后麦作农业传入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3500cal.BP—3000cal.BP已经形成了麦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并存,且以麦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粟类作物虽然占比不高,但在农业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稳定。3000cal.BP以后,雅鲁藏布江中游粟类作物的发现出现缺环,未来还需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一时期的植物考古研究。阿里地区粟类作物遗存出现时间较晚,集中于公元2—3世纪,且出土于高规格遗址和墓葬,初步推测当时粟类作物可能仅为少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所享用。雅鲁藏布江中游3500cal.BP—3000cal.BP粟类作物遗存表现出的黍的比例提升的现象,可能与这一时期牧业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