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夸丽铺饰,是散体赋初立体制时最明显的文体特征,也根深蒂固地贯彻了整个赋史。但从两汉之交京都赋的写作开始,其内容已呈现明显的征实化倾向,使铺饰夸丽的一面被相对挤兑,散体赋的写作呈现“史化”一途。相应地,文人的赋体观念也随之转化,“崇实”成为后期大赋作家普遍自觉的写作追求。由此也使得愈来愈多题材各异的大赋作品具有史料、志乘、类书的意义和价值。而究其终始,异质文体的相互参涉是促成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