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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20世纪前三十年,在共同回应西方近代文明挑战的大背景下,中韩两国的儒教改革运动相互勾连、彼此携手。康有为是这场跨国儒教改革运动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以"三世说",小康、大同理论为基础,重申勘定传统,勾勒儒教未来。他1912年指挥弟子陈焕章创立孔教会,制度化地推广儒教。这些都使改革后的儒教呈现出现代化与国际化的特征。康有为的儒教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获得韩国儒者李承熙、朴殷植、李炳宪等人的呼应。李炳宪更多次来华,问学于康氏,他撰成诸多经今文学著作、在家乡兴办培山书堂,成为康氏晚年最看重的弟子。值得注意的是,中韩两国儒教的历史传承有差别,传统的宗藩关系又影响了两国知识人在看待对方时的心态;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们面临不同的生存困境。双方的儒教改革运动在携手背后,实拥有历史继承性的以及现代语境下新产生的诸般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