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以西方存在主义思想为镜想象未来,到爬梳民族文明史推演未来,再到用未来侵入现实的方式镜像当下,韩松的科幻创作始终以技术文明下的人的生存为中心。《2066之西行漫记》与《红色海洋》将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解绑,重新发见启蒙的价值;之后的"地铁"与"医院"系列则通过对"序间状态"社会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及"封建现代化"的时代症候描摹,再度预警国民性问题。然而,由于缺乏具有整合性力量的思想的支撑,韩松的作品与许多其他主流文学作品一样受到价值虚无的困扰,未能从更为宏阔的层面为启蒙寻找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