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的佛学热当中,“先进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建构的思考聚焦在佛学资源的发掘上,力图将佛学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学说,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新文化的建构元素,但基于不同的文化理想,鲁迅与梁启超对于佛学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建构理想和价值择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