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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