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地记与志怪同置于“记”之体式下，以王质烂柯故事为例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二者均以史家实录精神为指导，以史笔叙写故事，粗陈梗概，缺少文学性夸饰，为保证真实性，在传抄时不好妄自改动。道教志怪虽然增饰了结尾，更主要的是以宗教目的为旨归，并不作文学性改写，故而文本得以稳定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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