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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昌黎先生集考异》作为朱熹校勘学的代表,钱穆认为其"超前绝后","开出后来校勘学上无穷法门"。但朱熹并非为校勘而校勘,其根本目的在于借校勘韩文来批评韩愈的儒家经学思想并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过批评韩愈不懂"践履玩味",提出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仁义道德"的方法;通过批评韩愈不讲道之体,只"说得用",提出道乃"古今共由之理";通过批评韩愈"举说《大学》,而不说‘致知在格物’",提出格物致知是《大学》所包涵的重要内容;通过批评韩愈"论性不论气",提出论性必兼气、性气相依存的观点;通过批评韩愈"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观;通过批评韩愈不重涵养省察自身修养,提出以"存养省察"为重要内容的道德修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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