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深度参与了历史转型的过程,这使得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中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为可能。其时诸多社会问题都在文学创作中有直接体现,教育题材书写便是典型。刘心武《班主任》(1977)、叶圣陶《我呼吁》(1981)、巴金《小端端》(1982)、王安忆《分母》(1982)以及《中国青年》关于升学率和友谊的思想讨论(1981—1982)等诸多文本构成了一个彼此互文的文本场域。其中,“救救孩子”这一发端自“五四”的重要命题被继续演绎,构成这类文本书写的根本动力与现实指向。在同题变奏的文史互读下,可以见出教育问题往往被视作现代性规划与文化启蒙的一个环节,被教育者无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言说空间,这也使得新时期初期的相关书写虽颇具社会责任感,但却滑过真实矛盾,或导向知识分子价值的确认,或诉诸抽象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细加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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