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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846年汤姆斯创用"民-俗/民-俗学"(Folk-Lore)一词之后,"民众"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民俗学者们考察本学科的关键问题。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们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重新规划学科,其中,鲍曼提出了"社会基础"的方法,认为人们与民俗是通过经验性的可追溯的表演时间联系的,研究者应在民众和知识之间寻求"直接的和经验的"联系。与过去将民俗看作是历史的残余不同,今天的民俗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可共享的本土性,是存在于日常秩序与实践之中的,随着社会基础的分化,本土也具有分裂能力。构成一个民间共同体的是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研究者不再以共同的血统和历史来定义"民",而是以身份认同来界定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此后,表演理论要求从意外事件中转变找到其社会基础,但在追求表演理论的过程中,民俗学家本身的身份认同遭到破坏,民俗学家应继续关注次等形式与下层民众,坚持学科定位。在现代技术生活的冲击下,民俗学家更应该持续关注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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