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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被认为是以“私小说-自叙传”的形式展现了“现代主体”的“内面”，这一文学史定论值得重审和商榷。《沉沦》的无名主人公可以在19世纪50年代的《包法利夫人》那里找到自己的“浪漫”谱系，后者的“自然主义”笔法或为《沉沦》的解读开辟一种“反讽”的可能。《沉沦》的主人公对“忧郁症”与“神经病”两个能指符号截然相反的态度，也提示了作者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化关系：“忧郁症”的诊断与其说是“内面”的发现，不如说是“内面”的缺失。由此，中国新文学的“现代”特质或许应该被重新寻找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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