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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希腊城邦崇尚独特的有限人口论,这种以少为美的人口思想,与同样植根于城邦语境的理想国学说融合为一种思想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身为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沿用该范式,构筑小国寡民的城邦蓝图。但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却背离了该范式,歌颂本邦人口的增长。究其因,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缺乏城邦公民的政治实践,其对小国寡民的坚守,出自学术传承和高尚空想;而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多参与城邦政治,目睹了列国纷争、大国入侵的危局,理解人口有限是制约城邦国力的现实因素。故而,继承有限人口论,体现了一类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城邦人口思想的固守;挑战有限人口论,亦反映出另一类人文主义者为应对时势而做出的思想拓新:二者对于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观念,均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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